上海爱情故事(马伊琍徐峥上海爱情故事)
1979年夜晚的灯光下。恋人间的絮语中，还没有出现房子、车子、学历和海归等词汇。但也快了。在市场经济的浪头彻底进入城市前，曾有这样一些上海青年，谈过这样的恋爱故事。
“我和妻子海燕，结婚三年，一直相亲相爱。今年她顶替进厂当了工人以后，忽然来信提出要离婚，不要我这个当农民的丈夫了。”
1979年12月13日，在《解放日报》第2版市郊版上，来自城郊公社的林寅观投信报社，坦言婚姻生活出了问题，请求组织的介入。在求助信中，他写道，他与妻子1976年经人介绍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和睦。虽然妻子两次怀孕，但都因为顾忌会影响前途而堕胎。1979年4月，妻子顶替进了上海市一家棉纺织厂之后，“却一忘旧情，来信提出要同我离婚。接到此信，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差一点昏厥过去。”
他思忖，妻子要离开自己这个“乡下佬”原因有两条：“一是海燕进厂当了工人之后，思想开始变化，嫌农民贫穷、土气，忘了三年夫妻恩爱之情；二是她母亲和父亲在中间作梗。她父母说什么过去海燕年纪小，不懂事，婚姻是包办的，现在她大了，应该让她自由恋爱去了。说完，把我赶出了门。”林寅观走投无路，羞愤异常，写道“现在事已如此，个人毫无办法。因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特向党报反映，希望能够得到支持，让我们夫妻重新团圆。”
根据当时的报道需要，报社记者前去海燕所在的棉纺厂和当地劳动局和供销社等有关部门，发现情况属实。记者在调查附记里建议“海燕进厂以后，林寅观远道寻妻，却被拒之门外。群众对此非常气愤。棉纺厂有关领导多次对海燕做工作，她父亲竟出面阻挠，说什么‘有错必纠，结婚结错了也要纠，不能一错再错了’等等，十分荒谬……我们希望海燕赶快觉悟过来，奉劝海燕的父母不要‘一错再错’下去，快快规劝女儿女婿和好，共为‘四化’贡献力量。”
1979年，改革开放。知识青年回城。高考也已经恢复正常。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影响到身处其中千千万万个小家庭。有人渴望跟上时代步伐远离过往生活，也有人选择坚守在原地。
同年10月8日，也在《解放日报》市郊版，登载了一篇比较“正面”处理爱情问题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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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农场制药厂职工梁毅萍说，自己1973年中学毕业后到了星火农场，每当工作中遇到苦闷，车间主任陈天国就会到身边来辅导她，告诉这个城里来的小妹妹要“有理想、有抱负地不虚度一生”这些春风般温暖了小梁的话，也打开了少女心扉，“尽管他长得不怎么样，我却爱上了他，也爱上了他所喜爱的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场。”随着顶替开始，大批青年回城，小梁的父亲来信也催女儿赶快办顶替手续回城。
少女的心波动起来了。“可是，小陈说啥也不愿意离开农场。他说，他熟悉厂里的每一台机器，药厂就是他的家。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终于愉快地决定了婚期。”在他人的讽刺、惋惜和劝解中，这对青年结了婚。梁毅萍致信报社，也是坚信自己的选择正确“今年春节，我和小陈幸福地结了婚。为了让父母放心，我经常给他们讲农场的发展，我还把父亲接到农场来住几天，让他亲眼看看农场生活的变化。我感到在农场安家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把农场办好。现在我们都努力工作。”
在1979年，父母在家庭格局中的权威还未遇到很大挑战。并不是所有的女儿，都敢和小梁一样违背家长意志。
在这一年10月18日《解放日报》的《看信有感》栏目中，署名辛方的编辑写道：有一封来信是某街道妇联为某青年的正当的恋爱婚姻遭到父母迫害而鸣不平。她们反映，这些女青年在生活中和工作中，经过相互了解，选择了作风正派、志同道合的对象，并且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他们的相爱得不到父母的同情和支持，始则遭辱骂，继则挨痛打，使他们陷于极大的苦闷之中。有的家长竟将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的女儿，打得皮开肉绽，衣不蔽体；有的家长剥夺了女儿行动自由，藏去衣物；有的家长逼得女儿逃离家庭，在外寄居。有的青年在走投无路之中，产生了轻生弃世的绝念。
报社编辑为此疾呼：青年人有权自己选择配偶，做父母的应该尊重子女的正确选择。有些家长无视子女的正当意愿，以为子女是自己抚养长大的，就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一切都得听父母的。他们强迫子女服从自己的所谓“条件”，提出了一些完全不能成立的，反对子女婚姻自由的“理由”：或者嫌对方穷，家底薄，工资低，门不当，户不对；或者嫌对方工作“蹩脚”；或者仅仅是因为对方是外省人（这种旧上海遗留下来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据说还有一定市场）；有的说不出理由，就以“长得不顺眼”而拒之于门外。这种祝员外式的思想应当摈弃，这种现代的祝员外应当受到谴责。
合适的、门当户对的爱情，在1979年的模范样本是什么样的呢？在1979年9月1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位置刊发长篇通讯《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为四化添砖加瓦——劳动模范尚桂珍正确对待恋爱婚姻的事迹》
文中的女主人公是上棉十四厂布机挡车工尚桂珍。男主人公的是大隆机器厂铸钢车间的工人，名叫张元挺。他们经人介绍后相识恋爱，父母支持、嫁妆齐全、门当户对，完全没有上述青年遇到的烦恼。但女方迟迟不愿结婚，因为她“看看宏伟的远景规划，比比自己目前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真是分分秒秒都逼人。我们不能避到安乐窝里去，要学，要干，在生产岗位上为四化做出成绩来。”她发誓要织出四十万米无次布的成绩，再结婚。
但这个纪录太难打破了。随着时光飞逝。男方32岁了，小尚也30岁了，“正确处理恋爱、婚姻与创万米、干四化的关系，越来越客观地摆在他俩的面前，矛盾和波折是不少的。但是，每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他们总是把个人问题服从工作需要。纺织厂任务比较重，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早就安排好的厂休日约会，被厂里临时的加班冲掉了。小张千方百计弄来的热门电影票，也往往因小尚上夜班而不得不放弃掉。去年国庆节，他俩约好去黄山游览，可厂里决定趁节日电力有余，加班增产，他俩也只好就此作罢。”直到1979年“五一”前夕，小尚果然完成了四十万米无次布。她入了党，又被评选为市级劳动模范，别人提醒小张”有个女售票员，当上了人民代表，就把多年爱恋的男朋友扔掉了”，于是小张吞吞吐吐地向小尚提出：“我们还是结婚吧。”
小尚听了后，告诉小张：“如果因地位变化而抛弃恋人，是不道德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为了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上，我们为此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也更加加深了彼此的感情，这样的关系能被轻易打破吗？……如果你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差距的话，那就让我们一起加倍努力，使我们相互变成更加理想的对象……”文章结束时，他们还没结婚。不过小尚已经织出了五十一万米无次布的纪录。
1979年夜晚的灯光下。恋人间的絮语中，还没有出现房子、车子、学历和海归等词汇。但也快了。在市场经济的浪头彻底进入城市前，曾有这样一些上海青年，谈过这样的恋爱故事。
（本文为本公众号与上观APP海上记忆栏目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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