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敦本务实，让家族文化有形传承
我是一个效率特别低的人，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财经记者和主持人；家族办公室从业者，也就是家族顾问。
在做主持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评语就：李南会问基本的问题。我现在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我几乎承担不起的特别大的褒奖。因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所谓基本的问题就是“底层逻辑”，或者叫“第一性原理”。
25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第一性原理。他说，你所看到的都是流变的假象，真正不变的是事物背后某种支配的力量，那是一种恒定不可分的东西，叫本体。
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当中，一眼穿透底层逻辑，问出基本的问题，这是我一直以来孜孜不断的追求，但很多时候这仍然是无法企及的境界。
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家族财富传承这个话题的时候，在为客户做服务的时候，我始终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家族财富增减的过程当中，什么是更靠近底层逻辑的那个东西？
京华世家作为一家综合性家族办公室，是从风险管理、架构搭建，到资产配置、委托管理，全链条、全周期服务的家办机构。
有人问我：在当今这样一个混杂着俄乌战争、全球货币紧缩、滞涨横行、新冠肆虐、产业转型、世代交替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客户能够做到资产的安全，甚至还要增值？
在危机当中，资产安全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我仔细想想，也许可以从以下三点找到一些答案。
第一是知止。记得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南方出差，一个女孩儿跟我说：“我的爸爸在年初已经把家里纺织公司的股权卖掉了”。我回复她说“你爸爸真的很厉害”。因为当他觉得自己靠过去的逻辑，没有办法挣到现在和未来的钱时，他果断为自己按下了暂停键。
第二是舍得。1993年到1995年，是韩国经济最高涨的时候，韩元也是突飞猛进，但是三星的李健熙却隐隐感到不安，他觉得公司至少浮在地面十公分以上，要尽早落下来。果然，不久，韩元大幅下挫，危机开始了，他砍掉了三星大量的业务，进行机构调整，成为“韩国主要企业集团中，唯一度过金融危机的幸存者”。
这几年我们也接触了一些家族企业，因为遇到经营危机，导致家族财产被债务连带，几十年的努力几乎付诸东流，其中的心痛就不必说了，实际上，如果尽早地断臂求生，舍掉企业的部分资产甚至控股权，做家族信托能够时间再早一点，资产再多一点，愿意去舍得那个所有权，只保有控制权，结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人生就是直播，红不红不好说，但却没有如果和重来。
此外，看了我们“京华六周年生日祝贺片”的人应该能感受到，选择相信专业，在投资中愿意舍得那点管理费的，大概率比自己直接“赤膊上阵”的结果要好。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镰刀“，其实不过是”韭菜“。
第三是留余。利用风险才能对抗风险，杀不死我的终究使我更强大。我们是否可以不把杠杆用的那么足？不去奢求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瑞典传承了六代的瓦伦堡家族，曾经在危机中几乎破产的经历，使得他们把谨慎的财务政策始终奉为治家箴言，这才有机会在后来的一战、二战以及金融危机中逆势收购了阿斯力康、爱立信等企业，并长期持有。
“留余”是我们给客户关于资产安全建议时的一贯主张。在三年前，我们对客户的三条建议就是：6个月的现金流，“埋在地下的银子”，该出手时就出手。
手有余粮，才能够有捡漏的机会。别人的“危”，反而成为自己的“机”，或者“亡”别人的“羊”，“补”自己的“牢”。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危机总会过去，人类总会进步。但残酷的现实是，系统度过危机的方式通常以牺牲个体为代价。在狮子追羊的游戏中，我们不能成为狮子，也不要成为跑的最慢的那只羊。
所以，你看，资产安全貌似是金融资产的稳定、安全与增值，但本质是资产背后的人的判断和决策。
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以什么原则处事？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你的目标是什么？
正是这些问题的提问与回答决定了行为本身，而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价值观、使命和愿景么？
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家办和客户是“灵魂伴侣”，因为这三点也同样决定了客户与我们服务机构之间彼此的选择标准。
人与钱之间，人始终是第一性的，是那个敦本务实的“本”，如同手机的底层算法，然后才是装什么样的app。
美国著名的家族顾问和学者詹姆斯•休斯的《富过三代》提到过一个“家族资产负债表”的观点，家族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栏应包括三个方面：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
简而言之，人力资本，是人的数量、健康及教育程度，这是是家族的基础；智力资本则是能力、品德以及创新与担当，这是家族发展的根本动力；金融资本则是支持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发展的工具和结果。
比如，我们在帮客户做股权投资时，不是简单地以回报为单一维度目标。我们通常首先深入沟通家族的需求，了解一代的期许，创二代的资源禀赋、学业经历，有针对性地寻找合适的赛道、项目，同时注重管理团队的管理方式和背景的选择，通过二代对项目的深度参与，帮助他们打磨能力，找到兴趣与方向，并逐渐搭建起一个朋友圈，借此把家族因素和商业因素融合为一个整体。我始终认为让一群充满力量的人做自己热爱且信仰的事，这对于家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拿耳熟能详的洛克菲勒家族来说事儿。从老洛克菲勒1859年打出第一口油井至今，家族已经传承了163年；第二代小约翰•洛克菲勒虽然在商业上不如父亲，却奠定了家族的治理架构基础——1934年信托和1952年信托以及被称为“5600房间”的洛克菲勒家族办公室就是由小洛克菲勒设立的；第三代中，劳伦斯•洛克菲勒被奉为是“风险投资之父”，纳尔逊•洛克菲勒四次当选纽约州州长，2017年去世的大卫•洛克菲勒是银行家、慈善家、总统顾问，一直是经济帝国第三代掌门人。
洛克菲勒家族不仅“江山代有才人出”，可贵的是还极其长寿：老洛克菲勒97岁，小洛克菲勒86岁，劳伦斯•洛克菲勒94岁，纳尔逊•洛克菲勒稍逊一筹，也有71岁，大卫•洛克菲勒则活了101岁。如果把家看作一个组织，可以保有几十年的优质资产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
反观古驰家族，1921年起家于佛洛伦萨，经历过短暂的平静后，关键词演变为：贪婪、背叛、阴谋、夺产；1995年第三代继承人毛里齐奥•古驰被前妻齐娅雷•吉亚尼杀死在办公室门口。所有这些在家族资产负债表上皆为负债，而目前的古驰也已经和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了。
去年，国内某食品行业头部企业万氏父子的“剧本杀”同样让人大跌眼镜！80高龄的爹以儿子“对本公司财务做出不正当攻击行为”免去其职务，随后长子又以父亲“包养情妇” “损公肥私”“偷税漏税”“重美轻中”四宗罪不惜自曝家丑，公开反目。纵使目前有百亿资产，未来的道路也令人堪忧。
正如詹姆斯•休斯所言：如果不能够使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获得增长，仅靠金融资本最终也不过是舍本逐末，走向混乱与消亡是早晚的问题。
是的，我们费尽心思做精巧的架构，设计家族信托的条款，固然可以管理预期，加大成员挑战的成本，让受益人的家族成员安于自己的本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保证家族和睦，财富增长。
在从事家族顾问工作的过程中，我一度有几个“想不通”：
第一，为什么不用？在刚刚入行的时候，我费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技术：遗嘱怎么做能有效，信托怎么写能够不被穿透，如何能够用合理的保险架构去解决问题。 边研究边击节赞叹人类的智慧，但是后来发现，你把这些工具说出花来，客户仍然不用。
第二，为什么没用？罗盈时家族以个个能干的“罗家五虎”闻名，也早早地做好了家族信托，但是在一代去世之后，老母亲仍然要和三儿子对簿公堂。许麟庐一家曾被黄永玉认为温暖到“见识和情感的极限处”，然而95岁的许麟庐过世之后，“真假遗嘱”案让95岁的遗孀在法庭上和儿子争到了100岁还没有结束。
第三，明明是好人在一起，为何没有更好的结果？老一辈弘毅宽厚，儿女知文达礼，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
其实，遗嘱、保险、家族信托，这些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无一例外以单纯的个人所有权的普遍化为前提的，也就是我自己的资产我做主。
反观中国历史，在很多时候，尤其是汉以来，资产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存在的，即所谓的“同居共财”，共同共有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财产权关系的主流。在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当中，明确指出，“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都有关于收入私自留存的处罚条例。
当然，大家庭也是要分家的，但是哪怕身为家主也只是家族资产的管理者，在进行分家或继承时同样需遵循传统的礼法和国家的法律，“诸子均分”则是在国家法律中尤其是唐代以后明确的原则。
尽管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是世代传承的、隐藏在中国家族和国人中的文化基因。但是农耕文明已然向商业文明的转变，使得财富传承的资产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地迭代。
农耕文明重乡土，求稳定，信任存在于熟人社会。在商业社会，因为职业产生的“业缘”替代了血缘和地缘，信任必须扩展到以契约为基础的广泛群体，这一点西方比我们早了几百年。
我们可以把刘备的托孤看成是信托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表现，但是诸葛亮是刘备的老熟人，而现在的信托，你托付的可能是英属维尔京的某公司，哪怕是国内的信托公司，也是过去八竿子打不着的生人。
在农耕文明与封建社会，自上而下的威权是组织运转的基本制度保证，商业文明和现代社会，横向的平等与合作成为新型的社会关系。西方的家族议会等治理架构的底层逻辑恰恰是横向的，家族宪章是群体讨论的共识，而不是“一言堂”的训诫与圣旨。
对于现在的财富家族来说，老一代依然有着旧时代的烙印，新世代却已经经过现代商业文明的浸润和洗礼，所有这些，纠结在这个世代财富传递的节点，向我们提出了一道时代的考题。
经常有人问我，《家族宪章》不就是中国的家风、家训、家规吗？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在此，我也把自己的思考心得和各位做个分享。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文化传统体现出的独特气质，就像一个人的性格一样，可感却无形。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提到：一个传统固化下来要经过两次迭代，也就是说家族中的某些特质至少通过三代的沉淀。所以说，家风需要在漫长的教化当中形成，究其实质是一种言传身教的产物。“家风”本身并不全然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当然希望传承下来的是“好家风”，对家风的理性优化成为必然选择，于是有了家训。
公认的最早家训是周公《诫伯禽书》，这是周公对要去鲁地履新的儿子伯禽说的一番话，这位历史上“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有名贤者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为父者的舔犊情深跃然纸上，今天读起来仍有余音绕粱之感。
如果说家风是隐性的耳濡目染，家训则是显性的耳提面命，从而使把家风固化下来，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
仅有家训还不够，因为它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大多是劝导性教育，结果则依赖自身的修为，这时候就要借助于外界的约束，于是出现了家规。
家规和家训的区别在于它有了惩戒性的措施。比较早的家规或称家法包括唐代的《柳氏家规》等，宋朝得以发扬光大，有名的还包括司马光《居家杂仪》，其中规定：“凡子妇，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改，子放妇出” 。你看，家训如诸葛亮《戒子书》之类都是通篇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样的成语警句，到了家规则事无巨细，处罚具体严厉。
中国的家规惩戒是非常严格的，有警戒类，有财产类，有自由类，有身体类，甚至有生命类，在一些古代爱情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关小黑屋、杖打甚至沉塘都是古代家规的生动诠释。
诚然，由于从汉朝起推崇的“累世共居”以及“同居共财”的家族生活与组织及财务管理方式，客观上需要功能劝导式教育与强制执行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当下，面对唯一或唯二的孩子，别说作为家主下不了手，就是现行法律也是绝不允许的。何况，古代的家规、家训里面还至少缺少了三种东西：
第三，缺乏激励机制。
研究这些，让我能够从更深层次去理解客户，同时，家族也需要深刻认识到家族传承作为百年大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平衡道与术、情与法、古与今、中与西。“术”也好，“器“也罢，需要在“道”的统御下生根开花，否则很可能“南橘北枳”，“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
比如在2017年，京华世家参与设立了国内首单股权信托和《家族宪章》，并作为监察委员会成员之一。在这个被称作“Q氏家族宪章”的开篇，开宗明义阐明了家族的核心理念：“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同时规定了家族成员的定义，以及如果违反社会良俗、国家法律法规就取消其家族成员资格，此外也设立了家族委员会，规定了家族委员会的成员任选及替换机制，包括从家族企业里提取家族收益金的比例和分配原则，以及家族信托公允平等、公示公开、分散及稳健投资等诸多原则。
李锦记的《家族宪章》里面的条款包括：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恋，否则会丧失家族企业董事会的董事资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用一种商业安排来替代之前的惩戒。
《家族宪章》是家族文化、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文化落地的行为规范。但是，吊诡的是，《家族宪章》作为家族治理的根本大法，本身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只是把无形的文化有形化的重要一步。
那么《家族宪章》在传承中的作用又如何体现呢？主要是通过四种方式：
第一，是家族约定。这是基于家族内部共同的价值观的认同与承诺。就好像前面所述，家族成员如果离婚，就必须开除出公司董事会。
日本三井家族宪章第14节中规定，无论家族成员之间产生任何争端，把问题提交到法庭都是被禁止的。只能够通过家族理事会指定的仲裁人予以解决。为此，11个家族成员还在合同上签字，承认自愿遵守章程上的所有规定。
法律不会有这样的规定，但我们可以通过家族约定来实现。
第二，是治理架构设计，家族信托、慈善信托、基金会、家族办公室、家族理事会、专业委员会等等。
比如穆里耶兹家族的家族联合会（AFM）、AFM顾问委员会、家族最终控股公司（CIMOVAM）、家族特别私有基金（CREADEE），它们共同构成了家族宪章的管理和执行机构。
瑞典瓦伦堡家族顶层16个非营利性基金会实现对家族上市控股公司银瑞达的掌控，履行“存在，但不可见”的祖训。
第三，通过真正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来体现家族宪章的核心思想和意志。比如：《公司章程》《合伙人协议》《遗嘱》等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家族信托章程，章程中可以约定，如果家族成员作出了《家族宪章》所不被允许的行为，那么你就会失去受益权。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每一个人是靠记忆给自己定义的，比如在三江流域生活的赫哲族人没有文字，就靠《伊玛堪》这部说唱形成民族的文化根谱，这里有代代传诵的宇宙观、世界观、宗教、哲学、礼仪，这些历史叙事形成共同的民族记忆，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的魂魄里最深层次的认同。
有人问我，家办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们是帮客户搭房子的。”
家族的资产就像是房屋的墙；柱子，就是家族信托、保险、各种的协议安排等等；单单有柱子还不够，家族大厦还需要一根重要的“大梁”。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建筑里，墙是不承重的，所谓“墙倒屋不塌”，因为承重的是柱和梁。家族政治就是梁，比如说家族大会、家族理事会等等一系列治理的选择与安排，是家族传承中真正的中梁砥柱。
家族文化、家风则是家族这座大厦的顶。中国古代建筑的顶，是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不仅样式多，而且等级森严，代表着建筑本身的功能和级别，最典型的是故宫太和殿---重檐庑殿顶，那是屋顶的最高规范。没有优良的家风，即使家财万贯，也不过是一座装饰华丽的草房。
这座大厦的基座则是人，每一个活出自己价值的家族成员事家族最大的财富。
家族传承是一条奔腾不止的河流，也是穿越历史隧道的不归路，行走其间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智慧。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响亮有力的家族价值观，愿景和使命
第二，关于财富的保有、投资与支出的原则
第三，关于家族慈善的共识和安排
第四，建立有效开放的家族沟通机制
第五，清晰的家族的聘雇政策以及分配规则
第六，公开的家族事务处理的原则
第七，对家族成员的教育与共识的达成
面临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现代文明与法治的冲突时， 在顶层架构设计和家族无形文化的落地中，我们既要重视西方现代的金融、法律思想体系与工具之用，又要深植中华数千载文化血脉之本；既重视无形文化春风化雨的自觉自律，又借助现代的约束制度保驾护航。
一方面我们承认人性之善，就是“礼”，每个人都可以靠自我的精进和修为成为家族合格的接班人，成为良好家风的传承者；另一方面，我们相信制度之美，也就是用“拿来主义”，借助“法”的制约，把无形的文化有形化。
中道西术、礼法并举。敦本务实，让家族无形文化有形传承；允执厥中，用中国传承传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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